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已滿一年，近日有媒體專門實地調查走訪，發現許多地方的垃圾分類推廣工作依然步履維艱：有的地方垃圾桶都是“清一色”，不僅沒有標注分類，垃圾回收車回收時對垃圾也是“一鍋燴”；有的地方雖然對垃圾箱做了分類，但少了有害垃圾箱，部分有害垃圾直接投放到生活垃圾箱；更多的地方則是居民基本不具備垃圾分類的意識，將所有的生活垃圾都裝在一個垃圾袋內，一扔了之。
當前，垃圾分類被國際上普遍認為是破解城鄉“垃圾圍城”困局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也被認為是國民素質的體現及現代文明的標志和尺度。早在2000年我國就在北京、上海等8個城市開展垃圾分類收集工作試點，隨后在全國加以推廣，但是直到今天，許多城市大街上標有“可回收”“不可回收”標志的垃圾桶仍是擺設，很多地方的垃圾分類還處于原地踏步的尷尬境地。
從一些垃圾分類推廣相對成熟國家的經驗來看，是否將其納入法治軌道，是影響該項工作成效的重要因素。對于垃圾分類，一些地方作出規定，居民一旦出現垃圾處理不分類的情況，就很可能面臨一紙罰單。與之配套的是，一些地方還對生活垃圾分類予以事無巨細的詳盡指導，使之內化為居民基本的生活習慣。但是，目前我國有關垃圾分類的規章制度主要為激勵性質，在督促個人履行環保責任方面，還缺乏有效的約束性、懲罰性規定。垃圾分類離不開法律法規、可操作的政策和完善的監管體系。當前關鍵是要建立起與垃圾分類參與者切身利益相掛鉤的監管機制，明確垃圾投放、收集、中轉、運輸、處理等各個環節的責任主體及其相應的義務。
《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明確指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類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生活垃圾分類模式，在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到35%以上。《方案》還強調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城市要結合本地實際，于2017年底前制定出臺辦法，細化垃圾分類類別、品種、投放、收運、處置等方面要求。由此可見，路線圖與時間表是十分清晰的，這也意味著擺在相關部門面前的任務相當緊迫。“徒法不足以自行”，垃圾分類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法治引領也需要因地制宜、相互配合。此前在農村調研生活垃圾處理時就發現，不同于城市的分類方法，農村地區習慣分為“可爛”與“不可爛”，許多村民一目了然，也就方便了分類，而后端更為細致的分類則交由相關的第三方運營單位來處理。像這樣接地氣的建章立制正是推廣垃圾分類中所需要的，法律法規制定出來不僅僅是“要我做”，更要巧用規則設計來實現“方便做”。
垃圾分類既是人們生活的日常小事，更是城鄉社會治理的大事。政府只有在政策制定、激勵機制、宣傳教育等方面多管齊下，形成以法治為基礎、政府推動、全民參與、城鄉統籌、因地制宜的垃圾分類制度，才能真正解決好“垃圾圍城”這個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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