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2017“一帶一路”能源資源投資政治風險評估報告》在北京發布。這份報告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能源與資源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許勤華領銜的研究團隊完成。

　　報告綜合了經濟基礎、社會風險、政治風險、中國因素、能源因素和環境風險等六大維度37個子指標，參考了共11個大型全球數據庫，量化評估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64個沿線國家的能源投資的政治風險程度以及變化原因。

　　業界專家認為，目前我國在相關領域的研究比較滯后，這份報告在風險的分析、研判、識別和預警方面，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行動指南。

1 政治風險成為對外合作的首要奉獻

　　全面提升能源國際合作，是現階段我國能源戰略的重要部分。2013年，我國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愿景，倡導推進與沿線國家的能源合作。“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存在多種能源合作模式，近年來我國企業在這一地區的投資也呈現擴大趨勢。

在發布會上，許勤華從國際政治角度解讀了“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她說：“首先，從低層面來說，我們要使‘一帶一路’地區真正形成一個能源安全比較良好的態勢，極大規模地減少能源貧窮。第二，從較高層面來說，我們想把中國的能源實力發展成能源權力。權力是指相互的影響力，當中國的實力達到說話有人聽的時候，你說這個地區缺什么，我們提供一個公共產品，大家都能享受到。‘一帶一路’國家都表示贊同，認為確實有必要進行能源技術設施投資，它們缺少資本、技術，希望向清潔能源轉型。這就是中國要做的事情，我們能源的目標在這里。第三，最高層面是中國想成為海陸復合型國家。中國倡導‘一帶一路’是為了大家都好，而不是中國人自己開心，自己玩兒。”

正如報告中提出，基于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之間能源資源稟賦的差異性，通過能源合作投資，既可以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安全、減少地區能源貧困、改善地區人民生活質量，也可以為中國與沿途國家開展其他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報告提示，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各國的國情差別很大，我國企業對外能源合作面臨的風險中首要的就是政治風險。我國企業在投資決策時，應充分認識當地存在的政治風險，做好事前評估，利用情景分析準備多種預案，以確保投資安全。

許勤華解釋說：“風險就像人身上的癌癥細胞，每個人身上都有，差別在于每個人的生活方式是否會觸發癌細胞變成癌癥。風險對任何類別性質的國家都存在，可能因為意識形態、制度不同有所差異，但是基本上一致。所以，國別、地區結構性的風險永遠存在。差別在于，要意識到會遇到什么類型風險，要采取什么投資模式能夠最好、最優地規避風險，使之不會成為真正的危機。”

為什么政治風險會成為首要風險呢？許勤華認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本都是中東歐和中亞國家。這些國家在歷史上都經受過民族毀滅的過程，民族心理是一種“過度敏感心理”。投資途經這些國家的時候，會對這些民族造成極大沖擊。如果我們進行能源投資的時候，不注意把握這種心理的話，就有很大的概率會失敗。所以，報告中采用政治、多重的宗教文化等復雜的多維度指標去評估風險。

投資與風險并存，由于能源投資的金額相對較大，在所有風險中，政治風險最不可量化和把控，而且容易引發國家間的糾紛，更需提前預防。許勤華說：“越是能源資源投資環境風險高的國家和地區，因為受到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責任的高壓力，原本不清晰、不完善的環境法律規章，就越有突然改變或者被高度政治化的危險，給能源資源投資帶來的不確定性也就越大。”

　　2 六個維度綜合評估政治風險

這份報告對涉及經濟基礎、社會風險、政治風險、中國因素、能源因素和環境風險6個維度共37個子指標進行了評估，在國內首次提出專門針對能源海外投資政治風險評估的人大能源指數，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風險進行了度量。

政治風險是一個寬泛且模糊的概念。在學術界，如何定義和量化評估政治風險是一項長期課題。廣義的政治風險，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在內的復雜、多因素變化產生的不確定性。

報告認為，能源資源投資低政治風險國家為新加坡和阿聯酋。較低風險國家包括馬來西亞、文萊、捷克等14個國家。中等風險國家包括立陶宛、斯洛文尼亞、越南等30個國家。較高風險國家包括孟加拉國、烏克蘭、緬甸等14個國家。高風險國家分別是尼泊爾、東帝汶、巴勒斯坦、阿富汗。

與2016年相比，在2017年的評估中，高風險和較高風險國家增多，低風險和較低風險國家減少。從區域來看，較高風險投資地區是南亞和西亞北非，投資風險升高明顯的區域是中東歐和獨聯體國家。但整體來看，中東歐的投資風險仍然較低，獨聯體國家投資風險較高，中亞地區較穩定沒有大變動。

主要有3個因素導致了以上變化：一是歐元的大幅貶值對中東歐等國家的匯率變動產生劇烈影響；二是烏克蘭危機后歐美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產生種種后果；三是國際油價下跌打擊資源國經濟。

從報告中可以看到，由于重建后的環境風險維度指數更關注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因此在環境風險維度的排名中，較為靠前即低風險的國家以歐洲國家為主，這得益于歐盟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責任意識與領導力，同時歐洲國家較高的環境治理水平，也使其有更好的環境表現。環境維度高風險13個國家中，分別為5個南亞國家、4個東南亞國家、2個西亞國家、1個中東歐國家和1個中亞國家。

報告顯示，氣候因素對這些地區的能源合作的影響正逐漸上升。我國企業應密切關注投資對象國的相關氣候和環境政策，重視由此帶來的環境和社會風險，并利用政策變化衍生的契機選擇適宜的投資策略。

　　3 報告兼具戰略高度和現實意義

在發布會上，多位行業專家、學者對報告給予了高度評價，并從各自的專業角度提出了改進建議。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王海運認為，這份報告非常有現實意義，目前我國對能源投資的政治風險關注不夠，更多關注的是經濟風險、商業環境風險等。對政治風險沒有形成一個固定學科，能源政治研究人才相對較少，能源政治研究智庫也不多，相關研究顯然滯后。另一方面，能源政治風險研究的重要性非常突出，建議人大開設相關學科，進一步深化對“一帶一路”的研究。

國家氣候戰略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劉強說：“作為報告的使用方，我認為這份報告有4個特點，一是前沿性，契合國家‘一帶一路’宏觀戰略。第二，時效性，契合國家能源革命的戰略，探索深化對外開放、推動企業走出去，這些迫切需要。第三，綜合性，報告涉及多因素、多維度，有很多量化評估，是一個非常綜合的評估報告。第四，實用性，不僅能為政府決策提供服務，在學術方面也有很好的指導作用。”

劉強認為，能源問題和氣候問題密切相關，今年的報告中增加了氣候評估維度，充分體現了能源和氣候的關聯性。他建議，首先再增加一些其它因素的考量，比如“一帶一路”國家相關公信度、落后產能、生態風險問題，這是合作國關心的問題，要建立在互信共贏的基礎上。其次，考量合作國的合作意愿，這取決于大國間的關系或政治因素。最后，希望進一步深化和應用。特別是促進企業“走出去”怎么規避風險，怎么扣緊共贏，進一步推動合作。

中國海油政策研究室調研處處長胡森林認為，“一帶一路”的政治風險是一個大話題，其中涉及到地緣政治風險的問題。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過程中，我們必然面臨著地緣政治的風險和挑戰。我們要全面認識、客觀評價可能遇到的風險，構建必要的風險預警和管控機制。從政府到企業，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既要防范未然，也要探索化解風險的有效方式。希望這份報告真正成為企業“走出去”的重要行動指南。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陸如泉建議，報告要與“一帶一路”的核心內容進行更多的結合。“一帶一路”的內涵包括“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比如說能源金融的角度、能源與可持續發展、能源政策、對外合作條款、能源產品貿易、國際貿易的暢通程度、市場化程度、能源基礎設施的聯通性等，報告如果從這些角度做出國別概述會更加精彩。

他補充說：“另外，由于這份報告更多服務于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建議報告的結果進一步量化。評估風險的高低，通過分析往年案例，比如什么原因導致某個項目的投資增加了多少，或者導致某個項目停產了，或者影響它的內部收益率，算出量化結果，這樣可以看到風險到底會對企業經營產生多大影響，對企業來說有非常大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