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的金磚峰會中，五國領導人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宣言》中用275個字專門論及金磚國家對于能源合作重要性的認知、合作路徑及前景。其中，提升能效技術與發展新能源、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一如既往出現在《宣言》中，體現出金磚國家領導人已將能源可及性和低碳綠色發展作為自己的能源安全觀。此次《宣言》中特別提出，金磚各國將建設開放、靈活和透明的能源大宗商品和技術市場；將鼓勵設立金磚國家能源研究平臺、推動能源合作與能效領域聯合研究。這是此次金磚峰會為各國能源合作提出的新任務，意味著金磚能源合作正向縱深發展，開始著力于深層次機制化建設、向綜合性能源治理平臺邁進。各國領導人在廈門為金磚國家能源合作劃定了前進方向。各國的市場與技術結合在一起，將在金磚國家中激發新的能源革命、構建共同能源安全，為金磚合作再造“金色十年”注入能源動力。能源合作也將成為未來十年金磚各國深化合作的重要途徑。金磚國家能源合作的路徑也愈發清晰。

一是打造良好的政治關系與高水平人文交流，為開展金磚國家能源經濟與安全合作提供“金色基礎”。盡管有研究表明，至2050年全球技術可及能源總量可能達到當年全球能源消費量的20倍，能源資源正回歸大宗商品屬性，其戰略屬性在消退，但金磚各國所處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決定了能源合作對其而言仍具有鮮明的戰略性與政治性。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至2035年中國和印度兩國共占全球人口和經濟總量的1/3，將分別成為第一和第三大經濟體。快速發展的經濟使中國、印度、南非對能源資源進口的需求不斷攀升，保障能源供給與價格安全關涉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而俄羅斯、巴西能源及礦產資源豐富，經濟與社會發展依賴能源產業，但在全球能源總供需轉寬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背景下，其出口市場安全受到嚴重挑戰，穩定能源出口對其具有戰略意義。可見，金磚國家間開展深度能源合作對各國具有戰略意義，其前提是高度的政治互信。此次金磚峰會為各國經濟合作進一步鋪平了政治道路，政府間政治互信得到鞏固；峰會強調開展人文交流，深化文化、教育、科技、體育、衛生、媒體機構、地方政府等領域合作，將夯實各國開展能源合作的民意基礎。

二是推動金磚國家能源市場合作，為能源貿易與技術交流打造“金色市場”。能源大宗商品市場體系的構建，涵蓋化石能源勘探開發、運輸、煉化、銷售及新能源產能建設、裝備制造等諸多領域、環節。金磚國家中既有中國、印度這樣的全球油氣戰略買家，貢獻了全球油氣消費增量的絕大部分；也有俄羅斯這樣的能源資源出口大國，雙方資源互補性很強。同時，金磚國家中，能源供需雙方在資本、技術、人力等生產要素方面互補性也很強，應充分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將各國能源經濟的潛力充分激發，建立合理的政治、經濟合作框架，實現共同發展、共同能源安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是市場經濟的基本信條。金磚各國共建開放的能源大宗商品市場，一方面有利于資源生產國保障市場安全、能源消費國保障供給與價格安全，另一方面也將更有效率地配置各方資源，使資本、人力、技術、資源等生產要素在金磚國家龐大的市場內充分流動。

能源技術市場將給各國能效、新能源技術開發與應用帶來巨大機遇，也為區內油氣勘探開發企業實現裝備更新升級提供了便利。提升能效是實現能源供給安全的重要途徑，能夠有效緩解一次能源供應壓力、壓低對外能源依賴；推廣新能源技術是全球氣候治理背景下新興經濟體統籌經濟發展與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途徑；金磚各國油氣勘探開發企業更普遍面臨技術更新換代、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的任務。建立金磚國家能源技術市場無疑將為這一切打開機遇之門。

三是開展官、產、學聯合研究，為能源合作提供“金色智慧”。開展深度的能源經濟、能源安全合作，首先要充分了解各國利益訴求，認真研磨各自發展戰略、產業需求、技術條件等，尋求合作共贏之道。從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的經驗來看，“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日韓進程”及“一帶一路”框架下諸多發展戰略對接協議等，均是以官、產、學聯合研究為先導，充分理解各方利益后才得以訂立。金磚國家針對能源合作開展聯合研究的意義也在于此。同時，產業界和學界的聯合研究，將在發現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推動政府間合作框架的建立。這將促使金磚國家間能源合作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不斷深化，避免單純依靠政府間協議推動企業合作，這也更加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使能源資源回歸大宗商品屬性。

四是引領全球氣候治理與綠色低碳發展，為氣候治理搭建“金色平臺”。美國聯邦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并向聯合國提交了相關的意向書。這對聯合國框架下的氣候治理努力構成了打擊，也為非聯合國治理平臺發揮作用帶來了機遇。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機制已經顯示出自身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作用，通過政策協調、項目合作等方式推動低碳減排。中國、印度是溫室氣體排放大戶，與南非同為氣候談判“基礎四國”成員，具有共同利益，俄羅斯則是油氣生產大戶。金磚國家在低碳減排領域潛力巨大，在資金、技術領域共同關切很多。金磚國家能源合作特別強調低碳綠色發展模式、提高能效水平、推廣新能源技術等方面，也將加強政策協調，共同完善減排經濟機制，助推全球氣候治理繼續前行。(作者楊晨曦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