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輿論認為中美貿易摩擦出現轉機時，美國時間5月29日，白宮方面發布聲明，宣布將加強對中國對美科技領域投資限制，就知識產權保護訴諸世界貿易組織，并對中國對美出口的價值500億美元的貨物征收25%的關稅。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再度掀起。

　　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的深入實施，中美兩國的貿易格局走向新的階段。這將為中國石油石化行業的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是挑戰，還是機遇？需冷靜思考，沉著應對。

對美日貿易摩擦進行簡單梳理，有助于我們理性看待現階段的中美貿易摩擦。

　　國家實力轉換中的必然事件

中美貿易摩擦是雙方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國家實力在轉換時期的必然產物，可以看作是上世紀9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的翻版。

日美貿易摩擦大規模爆發時，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經達到美國的60%左右，1999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大約占當年美國貿易赤字總額（2649億美元）的1/4。而今，2017年中國GDP為82.71萬億元（折合13.17萬億美元），占當年美國GDP（19.56萬億美元）的67.13%。美國商務部公布的2017年商品和服務貿易逆差為5660億美元，創下2008年以來新高，其中對中國的貿易逆差3752億美元，占比66.29%；按中國公布的對美商品和服務貿易順差2758億美元計算，占比48.71%。中美貿易摩擦與日美貿易戰具有比較相似的國家實力轉換特征。

事實上，中美之間貿易摩擦不斷，并呈現逐漸加劇之勢。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美國就不斷地以最惠國待遇條款逐年對與中國的貿易進行審查，不斷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的“雙反調查”，并威脅停止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迫使中國做出讓步。201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美國也沒有停止對中國的“雙反調查”，經常以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國家為由，為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設置障礙，征收懲罰性關稅，維護其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產業的利益。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規定，世貿組織成員應于2016年12月11日終止對華反傾銷的“替代國”做法。換句話說，就是世貿組織成員國應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調查必須終止“替代國”做法，按中國產品價格和成本計算傾銷幅度。顯然，如果美國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它將減少一個與中國就貿易問題談判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和籌碼。因此，對于中美之間的貿易爭端，我們應該看作是世界貿易發展中的常態。

目前，美國對中國發起的貿易爭端，主要集中在“雙反調查”、以進口商品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影響為由的232調查，以及以進口產品侵犯美國知識產權為由的337調查和以中國的知識產權政策與技術轉讓有可能對美國造成損害為由的301調查。中美雙方在最近的談判中，美國開出了兩年內減少對中國貿易逆差2000億美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限制中國投資美國敏感技術、降低美國投資與服務在中國的市場準入、降低關稅到美國的水平等“天價”談判條件。

從美國開出的談判條件看，美國的主要目的在于維護其國際強國的地位。這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維護美元國際貨幣地位。這是美國保持強國地位的基石。削減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從而改善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保持美元作為國際強勢貨幣的地位，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向美國，為特朗普總統實施振興美國經濟的宏偉計劃創造條件。

二是維護美國企業發展能力。要求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市場，放松市場準入條件，為美國的金融服務和高科技等產業進入中國獨立投資設廠創造條件，以使美國能夠更深度地分享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紅利。

三是維護美國科技創新優勢。中國正處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升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關鍵階段，對先進技術存在迫切需求。如果美國依然對中國實施高技術及其產品出口限制，中國將依靠自主研發完成升級。只不過發展的速度可能會慢一些，但美國企業也難以分享中國產業升級的紅利。與其如此，美國最好的策略就是要求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降低要求美國企業實施技術轉讓的門檻，為美國高科技企業進入中國投資提供便利，并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保護這些企業的知識產權權益，從而獲取市場競爭優勢，既分享中國市場的紅利，又不使中國獲取其相應的技術。這將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甚至可能降低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延緩中國趕超美國的步伐，遏制中國崛起。

　　給中國油氣行業帶來挑戰和機遇

中美貿易戰雖然并沒有直接涉及中國油氣行業，但這不足以使中國油氣行業獨善其身。這些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首先，將降低油氣需求。中美貿易摩擦如果在短時間內不能得到較好的解決，其持續的時間越長，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就越深刻，使中國經濟難以保持現有的發展速度，降低油氣需求，使油氣行業面臨直接的影響。

其次，將加劇市場競爭。美國不排除將來要求中國放松準入限制。一旦放松油氣行業的準入限制，美資油氣企業將攜其資本、技術和科技研發優勢進入中國油氣市場，如何提升市場適應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將是中國油氣企業面臨的緊迫課題。

再次，將惡化融資環境。油氣屬于資本密集型行業，油氣企業的發展需要充足的融資能力作為保障。當前，中國的基礎貨幣投放與貿易順差有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如果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將對中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并最終導致貨幣政策收緊，利率上行，融資成本升高以及人民幣匯率的持續波動，這將不利于中國油氣企業籌集發展所需的資金。

最后，將影響海外業務發展。目前，中國油氣企業的對外投資貨幣主要是美元。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將使美元的穩定性面臨新的挑戰，從而使中國油氣企業的海外投資面臨較大的匯率波動風險，以及資源國加強美元外匯管制而加大投資回收難度的風險。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美貿易摩擦將為中國油氣行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一是提升中美油氣貿易的活躍度。美國自“頁巖氣革命”以來，油氣產量逐年增加，美國放松了油氣出口管制，使美國由油氣凈進口國轉變成凈出口國。按照美國能源信息署公布的數據，當前，美國的原油產量已經達到了創紀錄的1040萬桶/日，原油出口達到160萬桶/日，預計美國原油產量在2018年四季度達到1117萬桶/日。同時，預計2018年美國天然氣產量達到22.96億立方米/日，比2017年的20.84億立方米/日增加2.21億立方米/日；天然氣出口量將達到6230萬立方米/日，是2017年的平均出口量1133萬立方米/日的5.5倍。一方面，美國亟須為其快速上升的油氣產量找到合適的買家，另一方面，油氣出口具有較好的現實性，是其平衡國際收支的最好工具。而中國恰恰可以為其提供充足的市場，且有利于緩解雙方的貿易不平衡狀況。

二是提升石油裝備制造水平。目前，中國石油裝備的科技含量與歐美國家還存在較大的差距，不能滿足油氣行業對降本增效和增強環保法規適應能力的需求，產品結構正處于升級換代過程中。石油裝備制造企業可以采取引進技術和吸引美國石油裝備制造企業投資等多種方式增強雙方合作，從而助推石油裝備制造產業升級和產品推陳出新。

三是提升油氣行業科技研發能力。無論是美資企業在中國獨立設立研發機構，還是與中國企業合資設立研發機構，都將加快彼此之間的技術交流和合作的進程。同時，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體系的不斷完善，也有利于建立市場化的油氣前沿技術轉讓機制，激發科研機構的活力。

　　中方需積極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潛在影響

中國油氣企業應做好迎接挑戰和抓住機遇的戰略準備。一是跟蹤分析，積極研究中美貿易戰可能對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特別是對中國油氣行業產生的重大影響，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喚醒迎接挑戰的應激能力。二是未雨綢繆，積極研究美國油氣行業的發展趨勢，對美國油氣企業的技術水平、研發能力、經營狀況、資本實力、競爭優勢等多個方面了然于胸，尋找潛在的合作對象，制定相應的合作策略和實施路線圖。三是做好儲備，積極研究目前存在的技術短板，比較衡量同類技術的優勢，確定重大技術攻關和引進需求，與有關美資企業快速建立聯系，為開展技術交流和研發合作創造條件。四是擇機推進，積極研究加強與美國開展油氣貿易的可行性，在商務談判、合同條款、價格議定、付款方式、運輸安排、風險管控等方面提前預判。同時，應著眼于中國油氣市場的重構，從提升市場競爭能力出發，以增強競爭意識、改善組織運行、提升運營效率等為核心內容，對企業的組織架構進行調整，使之能夠適應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5月19日，中美雙方就經貿磋商發表聯合聲明，強調雙方將采取有效措施實質性減少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中方將大量增加從美方購買商品和服務，有意義地增加美國農產品和能源出口，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鼓勵雙向投資，努力創造公平競爭營商環境。這是雙方第一次從官方角度就發展能源貿易共同公開表態，且寫入官方正式文件。鑒于美國持續增長的油氣供給能力和中國對油氣需求的增長潛力，加強中美之間的原油和天然氣貿易合作將成為雙方最現實的選項，這將為中美油氣行業發展帶來新的契機，雙方的油氣貿易將開始走向繁榮。同時，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雙方談判的進一步深入，以及油氣貿易的穩固發展，不排除未來將中國更進一步開放油氣市場、降低行業準入、推進深化油氣行業管理體制和油氣產品價格市場化形成機制建設等具體事項納入談判內容，從而推動中美雙方以油氣貿易為紐帶，為油氣行業及其相關的油氣裝備高端制造業的深入合作奠定良好基礎。中國油氣企業必須為此做好相應的充足準備。

中美貿易摩擦將是一場持久的拉鋸戰，將呈現出“且戰且談、且談且戰”的狀態，短期內處于相互探底和就影響中美貿易的突出問題設定談判原則的階段，難以就所有議題達成雙方滿意的協議，對雙方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也將產生深刻影響。 （作者為能源戰略學者）

　　日美貿易摩擦回顧

　　初發時期

　　（20世紀50年代中期—60年代）

20世紀50年代初，伴隨經濟逐漸恢復，日本紡織產業出現了產能過剩，迫切需要擴大海外市場。美國是其最主要的產品出口地。由于日本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低于國際市場，對美出口不斷擴大，1955年日美之間在戰后首次爆發紡織品貿易糾紛，從此拉開了日美貿易摩擦的序幕。

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自1956年1月開始對美出口棉織品實行自愿限制，1957年雙方簽署《日美棉織品協議》，直到1971年簽署《日美紡織品協議》，日美紡織品貿易摩擦才告一段落。

1969年1月，日本對美鋼鐵出口啟動自愿限制措施。

　　小結：這一時期，日美貿易摩擦雖然增多，但所受關注程度有限。這是因為20世紀70年代以前日美之間的貿易總體上是一種垂直關系，日本沒有對美國構成明顯的競爭。另外，美國出于政治利益考量，十分重視發展日美伙伴關系。

　　頻發時期

　　（20世紀70年代—80年代上半期）

1970年8月起，美國對日本制造的電視機及相關產品先后采取停止驗關、認定傾銷、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征收傾銷稅等措施，抵制從日本進口。

1972年1月，日美政府達成纖維貿易協定，日本纖維對美出口數量受到嚴格限制。

1980年2月，美國汽車勞動協會要求日本對汽車出口實行自愿限制。次年5月，日本決定將1981年度、1983年度和1985年度的對美汽車出口量分別控制在168萬輛、185萬輛和230萬輛。

1983年4月，美國開始對來自日本的大型摩托車進口實施特別關稅配額措施。

　　小結：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一方面繼續要求日本實行自愿出口限制、國內也采取相應的限制進口措施等，另一方面開始重視本國產品對日本的市場準入問題，要求日本對外開放農產品、高技術產品、服務業等市場。

　　全面升級時期

　　（20世紀80年代中期—90年代上半期）

1985年9月，美國召集西方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達成“廣場協議”，使西方主要貨幣對美元升值，日本則成為美國施壓的主要對象，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

1988年6月，日美同意3年后取消美國牛肉、橙子對日本的出口限制。1991年4月，美國牛肉、橙子開始自由進入日本市場。

1989年7月，日美就雙方經濟政策、制度及企業行為、商業慣例等結構性障礙進行磋商，并于1990年7月發表最終報告。美國在儲蓄、投資、土地政策、流通體制、價格形成機制、商業慣例等方面要求日本改善一些“結構性障礙”，日方也向美方提出了促進儲蓄投資平衡、振興出口、培養熟練勞動力、加強研究開發及促進企業投資、改變短期行為等要求。

1989年11月，美國通商代表認定日本建筑市場是封閉的，為促進兩國簽署建筑協議，美國動用301條款將制裁期限定到1991年5月末。在此壓力下，日美終于在1991年6月1日達成建筑協議。

1993年12月，烏拉圭回合談判就美國大米向日本出口問題達成協議，日本有6年的緩沖期，此間日本進口大米的數量相當于國內消費量的4%至8%。緩沖期間中，大米關稅逐年下降，6年中降低了105%。第7年以后進口比例擴大到8%以上。

　　小結：這一時期，日美間的經貿摩擦不僅涉及農產品、半導體、汽車零部件等制造業領域，也擴展到建筑、金融等服務業以及投資、商業慣例等方面，美國指責日本的經濟結構、制度、商業習俗等阻礙了外國產品進入日本市場。

　　逐漸消退時期

　　（20世紀90年代中期—）

1996年，在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中，日本所占比重從1991年65%的峰值下降到28%，隨之日美間的貿易摩擦逐漸弱化，日元對美元匯率的變化趨于平穩，日美貿易摩擦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

　　小結：中國等新興市場迅速發展，對美出口不斷擴大，日本原有的優勢產業面臨挑戰，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地區結構發生變化，對日逆差收縮。

（資料來源：日本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