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年，記者側重看了一些有關國際關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國際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和國際政治經濟學(IP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書籍，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名家和名作，比如羅伯特·吉爾平的《跨國公司與美國霸權》《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蘇珊·斯特蘭奇的《國家與市場》《全球化與國家的銷蝕》、羅伯特·基歐漢的《霸權之后》以及他和約瑟夫·奈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賴》，還有約瑟夫·奈的《理解全球沖突與合作》等等，只要是引用跨國公司作為案例進行分析時，均不約而同選取“國際石油公司”(IOC，International Oil Company)作為跨國公司的代表進行論述和分析，而且是“排他性”地采用國際石油公司的案例，很少或幾乎不采用其他類型的跨國公司進行分析。

　　上述這些人均是全球知名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學者，有的堪稱大師，像首創著名的“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的約瑟夫·奈，此人曾擔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院長、卡特政府的副國務卿幫辦、克林頓政府的助理國防部長及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現在依然活躍在世界國際關系學界的舞臺上，他的著作和論文多次采用國際石油公司這個群體作為跨國公司力量的代表進行分析。

　　其實，個中的道理很多人都明白：跨國公司其實是國際體系中的“非國家行為體”，而長期以來，國際石油公司是跨國公司當中的佼佼者，是國際體系中的“強勢行為體”，是世界石油體系中的“隱形巨人”。

矗立深海的海上石油鉆井平臺。

　　世界石油體系是國際體系的子體系

經典的國際關系理論告訴我們，近四百年來(自1648年在西歐建立基于民族國家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民族國家(主權國家)是國際體系的主要行為體，曾經是唯一的行為體，也叫“國家行為體”。截至目前，尚沒有超越主權國家的權力行為體存在，聯合國也不算，嚴格意義上講，聯合國無權對一個主權國家指手畫腳、說三道四，主權國家可以拒絕執行聯合國的決議。二戰以后，特別是隨著人類進入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如通用電氣、埃克森美孚等)、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WTO等)、非政府組織(NGO，如綠色和平組織等)因對國際政治經濟和人類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也逐步成為國際體系中的“非國家行為體”。這樣，國家行為體、非國家行為體共同構成了當今國際體系。

當然，三言兩語難以把國際體系講清楚，這里面涉及國際體系的單位(行為體)、規則(國際秩序)、功能、結構等。可以這樣認為，國際體系是由互動的國家行為體和非國家行為體按照一定的原則或規則構成的整體。

世界石油體系是國際關系的子體系。石油可謂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種具有全球性和戰略性的商品，也是一種充滿矛盾性的資源。石油的存儲和消費在空間上的錯位，石油的供應和需求在數量上的失衡，石油的開發和利益在資金和技術上的不匹配，石油對國家安全、軍事實力、經濟實力的特殊作用，導致了石油工業是具有天然的既能體現國家性、又能體現世界性的產業。

如果要給“世界石油體系”下個定義的話，是指在特定環境下，圍繞石油(天然氣)勘探、生產、分配和消費，國家行為體和非國家體以某種方式互動所構成的整體。其基本要素包括：行為體成員、組織原則(規則)、體系的結構和外部環境。這個意義上講，世界石油體系是國際體系的子體系。

　　三類玩家：消費國、產油國和國際石油公司

世界石油體系其實只包括三類玩家：消費國、產油國和國際石油公司。邏輯上，世界石油體系中的“國家行為體”包括產油國(出口國)、消費國和過境國。當然，產油國里還可細分為強勢產油國，如沙特和俄羅斯，和相對弱勢的產油國，如伊拉克、委內瑞拉、尼日利亞等。消費國里也可細分為發達消費國，如美國和日本，和發展中的消費國，如中國和印度等。過境國在世界石油體系中的地位遠不如消費國和產油國，典型的過境國有土耳其、烏克蘭等這樣連接不同地理板塊的“中間國家”。

邏輯上，世界石油體系中的“非國家行為體”包括三類：國際石油公司(原先的“石油七姊妹”和現在的“全球五巨頭”都屬于國際石油公司，即IOC)、國家石油公司(NOC，像沙特阿美、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AVSA)、國際石油組織(OPEC和國際能源署IEA)獨屬于非國家行為體。

石油七姊妹包括：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后來的埃克森公司)、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后來的美孚石油)、加州標準石油公司(后來的雪佛龍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即得克薩斯石油公司)、海灣石油公司(Gulf Oil)、殼牌石油和BP石油，即5家美國公司和兩家歐洲公司。全球五巨頭包括：埃克森美孚、BP、殼牌、雪佛龍德士古和道達爾集團，即2家美國巨頭和3家歐洲石油巨頭。

那么，真正意義上的世界石油體系為什么只有消費國、產油國和國際石油公司三類玩家呢？簡單一點說，過境國不在體系中的原因一是此類行為體數量較少，不具普遍意義。二是只要是供需主體(主要是企業)達成商業合作意愿，作為中間的過境國往往是樂見其成的，因為過境國可以獲得一筆不菲的過境費。三是過境國往往是既與消費國、又與產油國友好的國家，特殊的個案如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地緣政治敏感的國家除外。這就使得大多數過境國無需上升至國際政治的層面。

國家石油公司(NOC)不在體系中的原因是，此類行為體不具有獨立性，往往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可以與產油國合二為一作為國家行為體出現。OPEC、IEA等國際石油組織不在體系中的原因是，它們也缺乏獨立性，嚴格來說，OPEC不是影響世界石油體系的獨立行為體和獨立變量，它充其量只是一個干預性變量，而且這種干預性作用的發揮取決于核心產油國的意愿與能力，就像OPEC與沙特的關系那樣。IEA也不是完全獨立的國際組織，而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框架內的自治組織，IEA的成員僅限于發達消費國，其中起領導作用的國家是美國。

國際石油公司能夠作為唯一的“非國家行為體”留在體系中的原因在于，國際石油公司本身的獨立性。誠然，國際石油公司也是有母國的，比如埃克森美孚、雪佛龍德士古之于美國，BP公司之于英國，道達爾公司之于法國。但關鍵的是，這些國際石油公司與母國之間不存在完全意義上的“依附關系”。說到底，國際石油公司作為私有性質的跨國企業集團，其投資決策和生產經營的依據是，是否符合公司發展戰略，是否為股東創造更多的商業利益和回報，而不是國家利益和國家能源安全利益至上。歷史上，無數次的事實已經證明，國際石油公司的戰略取向和自己的母國可以不一致。比如，不久前出版的講述埃克森美孚公司的《石油即政治》一書，書中詳細描寫了該公司在印尼、赤道幾內亞和乍得投資運營的案例，而且特別指出，該公司在上述國家的投資運營戰略策略與美國政府在政策并不一致。

這就是為什么國際石油體系可以留在世界石油體系中，而且是重量級的玩家的重要原因。當然，絕不能說，國際石油公司是完全獨立的，它們也得遵從母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戰略，關鍵時候也得聽命于母國政府，但與國家石油公司相比，它們的獨立性是顯而易見的。

　　三角關系

綜上，世界石油體系的重要玩家只有三類：消費國、產油國和國際石油公司。它們之間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競爭，既相互依賴又相互拆臺，既有美國與沙特那樣的“石油換安全”式的同盟關系、又有1973年沙特的阿拉伯國家拿起“石油武器”抗擊西歐和美國的經典案例，既有伊朗在1951年通過國有化把BP趕走的極端情況、又有沙特與阿美石油“歲月靜好”式的無縫合作。

這個體系中，消費國、產油國和國際石油公司構成了剪不斷、理還亂的三角關系。這種三角關系在西方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書籍中得到了很多論述，著名學者路易斯·特納(Louis Turner)早在1976年便發表了題為“世界政治中的石油巨人”的論文，該文以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為斷代節點，分別考察了上世紀70年代前和70年代石油巨頭同母國、東道國的權力關系，認為在國際石油公司與產油國和包括母國在內的消費國之間形成了一種三角形的權力關系。中國學者在他們的專著中也有類似的論述，其中分析得最為深刻到位的當屬華東師范大學孫溯源教授的《國際石油公司研究》。

來源：華東師范大學孫溯源教授專著《國際石油公司研究》（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