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關于鋰離子電池的諾貝爾獎與中國科學家無關，但中國已經實實在在成為全球鋰電池領域的三大頭號玩家之一。

10月9日，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揭曉。獎項授予了英國化學家斯坦利·惠廷厄姆(M. Stanley Whittingham)、美國化學家約翰·古德納夫(John B. Goodenough)以及日本化學家吉野彰(Akira Yoshino)，以表彰他們在鋰離子電池發展上所做的貢獻。這也讓97歲的二戰老兵古德納夫成為史上最年長的諾貝爾獎得主。

如今，鋰電池已經深入我們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小到數以十億計的手機、筆記本電腦、穿戴設備等數碼產品，大到數以百萬計的電動汽車、電動自行車和儲能設施，鋰電池的發明和產業化直接加速了全人類信息技術和新能源技術的發展進程。

利用鋰離子在正極和負極之間的移動，鋰電池可以實現反復充電放電的操作。由于鋰元素的自身特性(摩爾質量小、氧化還原電位低)，其輸出電壓和能量密度比其他電池更高。在獲得安全穩定的工作性能后，鋰離子電池迅速從實驗室走向全社會。

現在的鋰電池產業鏈已形成龐大的規模效應，包含上游的礦山(鎳鈷錳、鋰礦和石墨礦)和元器件(正負極材料、電解液、電極基材、隔膜等)、中游的電芯制造和封裝、下游的鋰電池應用(消費領域、動力領域)。根據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鋰離子電池產業發展白皮書(2019年)》(下稱“《白皮書》”)，2018年全球鋰離子電池產業規模達412億美元，同比增長18%;按容量計算，全球規模達到200GWh，同比增長25%。

從日本一家獨大，到中日韓三足鼎立，坐擁原料、市場、政策三大優勢的中國企業，一躍成為全球鋰電池行業的頭部玩家之一，與日韓的老牌鋰電池巨頭平分秋色。但是打江山易、坐江山難，依賴政策紅利起飛的中國鋰電企業，面對撲面而來的行業洗牌、補貼退坡、產能過剩和外資入局，該如何守成并開拓新的增長?

從實驗室到市場

在鋰離子電池從無到有、從實驗室到尋常百姓家的過程中，三位獲獎科學家的工作成果起到了標定航向的作用。

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促使美國政府大力開發新能源和儲能技術，以減小對石油進口的過度依賴。供職于美國?？松梨?Exxon Mobil)石油公司的惠廷厄姆依據他在斯坦福大學的前期工作，以硫化鈦和金屬鋰為正、負極材料，制成世界上第一塊新型鋰電池。?？松梨诠居?976為該技術申請了發明專利，但易燃易爆炸的鋰電池并未讓這家公司從中獲益。

為解決鋰電池的穩定性問題，1980年，時任牛津大學無機化學實驗室主任的古德納夫帶領項目組設計出以鈷酸鋰(LiCoO2)為正極材料的技術方案，極大地提升了鋰電池的綜合性能。但古德納夫在向牛津大學申請專利申報時，被后者以應用前景渺茫而拒絕，最終以很低價格將該設計專利轉售給英國原子能科學研究中心。同樣，這項專利回報甚微，原因依舊是用作負極材料的金屬鋰性能不穩定。

問題的最終解決者是日本材料化學巨頭旭化成公司(Asahi Kasei)的吉野彰。1983年，他采用碳材料代替金屬鋰作為鋰電池的負極，沿用古德納夫的鈷酸鋰正極，從根本上改善了鋰電池的能量密度和使用壽命，并且大幅降低了成本，成為第一個商業化鋰離子電池的設計原型。

至此，三位諾獎得主的標志性貢獻已全部到齊。借助消費電子產品和新能源汽車兩個急速擴張的市場，鋰電池產業一路高歌猛進。

1991年，索尼(SONY)公司率先發布了世界上第一塊商用鋰離子電池，并裝配在該公司新款的CCD-TR1攝像機中，一經問世便引發全球矚目，標志著消費電子產品的面貌從此改變。次年，旭化成和東芝成立合資公司，生產用于電子產品的鋰電池。著名的美國貝爾實驗室也成功獲得聚合物鋰電池的專利，在正負極材料和工作原理不變的情況下，將電解液替換為凝膠狀，并發明了軟包狀的封裝形式，鋰電池的體積進一步縮小。

進入世紀之交，中國人的身影終于登上鋰電池產業的舞臺。

利用貝爾實驗室的專利授權，1999年，東莞新科磁電廠工程總監曾毓群辭職創業，在香港成立新能源科技(ATL)，通過改進電解液配方解決了聚合物鋰電池的鼓包問題，ATL的產品由此大賣，如今已占領全球聚合物鋰電池市場的一半份額。2005年，ATL被日本東電化公司(TDK)全資收購。2011年，曾毓群與幾名合伙人將ATL的動力電池團隊獨立經營，這便是現已發展成為國內鋰電池龍頭企業的寧德時代(300750.SZ)。

中國加入龍頭競爭

經過30年發展，全球的鋰離子電池產業已從日本壟斷轉變為中日韓三足鼎力的格局。從2015年開始，在中國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的帶動下，中國鋰離子電池產業規模開始迅猛增長，已經超過韓國、日本，躍居至全球首位，并逐步拉大差距。

不過，占據鋰電池行業頭幾把交椅的仍為老牌日韓企業?！栋灼穼⑷蜾囯x子電池市場概括為三大梯隊：松下、LG化學和三星SDI是第一梯隊，寧德時代、ATL、比亞迪(002594.SZ)、村田(原索尼)是第二梯隊，其他多數企業為第三梯隊。根據韓國市場研究公司 SNE Research發布的 2018年1-9月全球動力鋰電池出貨數據顯示，排名第一的松下出貨量達到13.38GWh，寧德時代緊追其后。

日本松下集團的動力電池產能及產量位居世界前列，其研發的CA21700電池是當前市場上單體能量密度最大的動力電池，達到340Wh/kg。松下集團早在九十年代就開始布局鋰電池消費領域市場，為筆記本電腦提供圓柱形電池;隨著2009年并購三洋電機、2014年與特斯拉合作，松下的鋰電池業務規模不斷擴大。財報顯示，2018財年，松下鋰電池業務實現銷售收入5625億日元，同比增長14%，占集團總銷售收入的7.0%。

韓國企業也不甘示弱。LG化學1999年正式進入鋰離子電池領域后，研發出鋁塑復合膜軟包材料和疊片式軟包設計，成為軟包鋰電池龍頭企業;除小型電池外，近兩年LG化學的動力電池發展十分迅猛。2018年LG化學的鋰電池業務實現銷售收入65200億韓元，同比增長43%，占LG化學總銷售收入的23%。而三星SDI于1998年進軍鋰電池產業，依托其數碼終端產品領域的市場和技術優勢，SDI的小型鋰電池產量迅速躍居全球首位;在動力電池方面，SDI是寶馬(BMW)的官方戰略合作伙伴。2018年，SDI鋰離子電池業務實現銷售收入69542億韓元，同比增長61%，占SDI總銷售收入的75.8%。

在中國，亮眼的鋰電池產業增長數字得益于新能源汽車的強勢拉動。2018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量達到127萬輛，同比增長59.9%，呈加速增長態勢。在這樣的市場行情面前，我國鋰電池產量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全年，我國鋰離子電池累計產量達139.9億個，再創下歷史新高，同比增長25.9%;按容量計算，2018年我國鋰離子電池產量 124.2GWh，同比增長23.1%;產業規模達到1727億元，同比增長9%。

在國家政策的重點扶持下，鋰離子電池的關鍵技術、關鍵材料和產品研究等均取得突破。雖然小容量功率型動力鋰電池技術和產品與國外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大容量動力鋰電池產業發展已經處于國際領先水平。

萬德(wind)數據顯示，目前國內的中國鋰電池企業為92家，較2016年的新能源汽車政策“風口期”減少近一半，較2017年減少近三分之一，行業格局正在急劇洗牌。通過2018年我國鋰電池行業裝機量數據可以直觀地看到“寡頭化”的趨勢：寧德時代占比41.19%，裝機量達到23.43GWh，同比增長123%;比亞迪占比20.09%，裝機量達到11 .43GWh，同比增長102.43%;國軒高科占比5.4%，裝機量為3 .07GWh。資源顯著向行業兩大巨頭——寧德時代和比亞迪集中。

成立于2011年的寧德時代，依托早些年在ATL的技術儲備優勢，建立起動力和儲能電池領域完整的研發和制造體系。截至2018年12月31日，寧德時代及其子公司共擁有1618項中國專利及38項境外專利，正在申請的國內和境外專利合計2110項。財報顯示，2018年寧德時代動力電池業務實現銷售收入245.2億元，同比增長47.2%，占總銷售收入的82.8%;實現營業利潤83.6億元，凈利率達34.1%。

而國內的另一家龍頭企業比亞迪，成立于1995年，最早以手機電池業務起家，是我國最早進入鋰離子電池領域的企業之一，目前已經形成汽車(含新能源汽車)、手機部件及組裝業務、二次充電電池及光伏業務三個業務板塊。財報顯示，2018年比亞迪鋰離子電池業務收入約為227.7億元，同比增長超過50%，占全年營業收入的17.5%。

針對目前國內的鋰電池產業格局，《白皮書》也概括為三個梯隊：第一梯隊為寧德時代和比亞迪兩巨頭，2018年營收雙雙破200億元，與后面企業的差距進一步拉大;第二梯隊為天津力神和國軒高科，2018年營收在50億元左右;第三梯隊包括后面所有的企業，營收不超過30-40億元。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在凈利潤方面寧德時代能夠保持每年高速增長，但四家頭部企業的銷售毛利率在卻在2017年均呈現下滑，主要原因在于我國政府對新能源汽車的補貼正以每年30%的速度在退坡，鋰電池企業的利潤空間被壓縮。由此可見，即便是龍頭企業，對政策補貼的依賴依然很大。

2018年初，財政部、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展改革委聯合印發了《關于調整完善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知》(財建〔2018〕18號)，將我國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的技術門檻進一步提高，對電池能量密度提出更高要求。這將意味著，我國鋰電池行業內絕大多數規模小、技術條件低的企業，將因拿不到更多的補貼而逐步被淘汰。

目前，隨著國內鋰電池產業集中度進一步提升，龍頭企業的市場份額將會不斷鞏固。但隨著外資準入政策的松綁(動力電池投資股比限制取消)，中國持續旺盛的新能源汽車需求必將吸引松下、LG化學、三星SDI這些國際老牌玩家入局并擴大產能，產業洗牌還將繼續。(李斯洋 | 文 作者為《財經》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