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全球化的含義與特征
“金融全球化”是指各國貨幣體系和金融市場之間日益緊密的聯系。這種聯系是金融自由化和非規章化的結果。美國和英國在1979-1982年間率先采取了這種政策，其他主要工業國家在后來的若干年內也相繼采取了同樣的政策。在各國封閉和孤立的貨幣體系的內部和外部阻隔被消除以后．一個世界金融空間便出現了。當然，金融自由化和非規章化并沒有取消各國的金融體系。它們只是以“不充分”或“不完全”形式使其一體化并形成一個整體。
這個整體有三個特征。首先它有明顯的等級之分：美國的金融體系支配著其他國家的金融體系，這是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國的債券和股票市場的規模所決定的。各國(甚至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內部)之間的發展不平衡以及它們之間的競爭(競爭工具有二，一是貨幣；二是金融)并未消失，甚至被金融自由化和非規章化激活了。這一點恰恰說明了這個所謂全球化整體的第二個特點，即這個整體的各個監管和監督機構是無能為力和不負責任的。第三個特點是，各個市場(外匯交易市場、證券市場、股票市場等等)的統一是由金融交易者根據各市場不同程度的差別進行交易來實現的。
二、金融全球化的正效應
從根本上說，金融全球化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必然要求：國際貿易的不斷擴大勢必要求資本要素也隨之在世界范圍內進行配置。國際經驗也表明，金融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是相當大的，一般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金融自由化增強了金融市場的競爭性，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場的效率，促進了世界銀行業的發展。金融自由化對所有的金融市場參與者，無論是借款者還是貸款人，都既形成了壓力也提供了機會，使他們有可能，也有必要降低成本或提高收益。
第二，人們普遍認為在金融自由化的條件下，金融信息更具公開性，能夠更為準確，更為迅速地反映市場的供求狀況，形成更為有效的價格信號體系。尤為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減少了產品間、銀行間的資金流動障礙，從而使資源配置更為接近最優化。隨著各國日益敞開本國金融市場的大門，資本流動的速度不斷加快。如果不考慮時區劃分，世界性金融市場應當說已經初具雛形。資本流動的自由化使資源配置能夠在世界范圍得到改善。
第三，金融自由化為金融企業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機會。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極大地推動了金融資本的形成，為金融企業提供了更廣闊的活動空間；另一方面，分業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為金融企業(尤其是商業銀行)提供了更靈活的經營手段。為商業銀行在盈利性與安全性之間的平衡選擇提供了條件和手段。分業管理制度的建立原本著眼于商業銀行的安全性，然而在傳統的分業管理制度下，由于商業銀行一方面囿于經營手段的匱乏，另一方面卻面對國內外同業的競爭，安全性并未真正得到保障，銀行破產倒閉現象依舊層出不窮。在分業管理制度逐步解除之后，商業銀行的經營手段大量增加，從而有可能將高風險高收益的產品與低風險低收益的產品合理地搭配起來，使商業銀行從原有的兩難局面中解脫出來。
第四，為世界各國的投融資活動提供了便利。就發展中國家來說，普遍存在著儲蓄和外匯雙重不足的情形，造成金融業的落后和缺乏效率，從而制約了金融業的發展，而經濟的遲滯反過來制約了金融業的發展時，金融和經濟發展之間就會陷入一種相互牽制和雙雙落后的惡性循環狀態，這種狀態被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稱為“金融壓抑”。在金融開放的條件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進行套利，在客觀上補充了這些國家的資本供給．彌補了其國內投資和對外貿易的兩個缺口，從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使其在科學規劃和有效實施的基礎上有條件來實現金融——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三、金融全球化的負效應
然而，金融自由化也并非盡善盡美，任何事物都有兩個方面．金融全球化對經濟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也是一把“雙刃劍”。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年內，這場危機蔓延到了俄羅斯和巴西等拉美國家，并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可見其危害之大。一般來說，金融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
第一，金融自由化在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也存在降低其效率的方面。如：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大量金融機構的出現降低了金融市場的透明度。此外，金融市場容量的擴張給銀行帶來了機會，但同時也增加了銀行降低成本的壓力。
第二，金融自由化加大了客戶和金融業自身的風險。利率和匯率管制的解除導致市場波動幅度劇增。解除分業管理制度實行商業銀行全能化之后，商業銀行大量涉足高風險的業務領域．風險資產明顯增多。資本流動障礙的削減以及各國金融市場的日益對外開放，加快了資本的國際流動。雖然從理論上講，更為順暢的資本流動有助于資源的最優配置，但在“半完善”市場條件下，游資的沖擊有時也會造成巨大危害。
第三，高智能的金融犯罪加大金融業的風險。由于銀行客戶面對極端復雜的衍生工具、茫然不知所措，由此可能產生銀行員工的詐騙案件加大銀行業自身風險。而與此同時，在競爭加劇的條件下，為了追求效益，追求利潤的傾向，而放松了客戶審查，客戶違約率不斷上升，銀行遭到詐騙的事件也屢見不鮮。
第四，在實行金融自由化之后。盡管商業銀行獲得了更多的贏利機會，但壟斷地位的喪失和競爭的加劇、卻又導致商業銀行利潤率出現下降趨勢。
上述情況都表明，金融自由化絕非有利無害。伴隨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金融的動蕩已經成為常態，這是金融全球化最不利的影響。國際金融的動蕩，還將因資本流動的變動不定而產生巨大的波及效應和放大效應。一國的經濟和金融形勢的不穩定，通常都會通過日漸暢通的金融渠道迅速傳遞給所有關聯國家。90年代以來爆發的歐洲貨幣體系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尚未完全結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一次比一次打上更深刻的金融全球化烙印。更為嚴重的是：國際金融動蕩及其迅速產生的波及效應，使得任何單個國家，甚或國際經濟組織，在與市場力量相抗衡中均處于弱勢地位。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全球金融的運行規則主要來自發達國家；同時，由于金融體系的成熟程度不同，由于金融調控經驗有著巨大的差距，對金融動蕩的熟悉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存在差別，金融全球化的不利后果在發展中國家可能表現得更為充分，影響也可能更大。在發達的金融體系中，有著各種各樣的手段，如證券化、對沖管理等，來“中和”全球化的沖擊，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就不那么容易“中和”這種沖擊了。
同時，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全球金融資本也越來越集中在處于絕對支配地位的發達國家壟斷資本集團手中，并為少數巨頭金融機構所操縱控制。受利益驅使影響，部分機構投資者可能會在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上追尋高額利潤，導致該國金融市場的動蕩。一些市場分析員還充當了投機資本的工具，甚至評級公司也在客觀上幫助了投機。通常的情況是，一旦某個國家或某個企業被降低評級標準，它們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就會立即提高，投資者的信心也會立刻受到打擊，金融投機迅速升級。美國的穆迪和標準普爾公司以及一些投資分析員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都有精彩表現。
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若放棄控制和保護自己國內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金融監管手段，放任資本自由流動，將不可避免地使本國經濟發展處于發達國家強大的壟斷資本勢力的壓力之中。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后，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頗為極端地說：“我們努力了三四十年發展自己的國家，才達到今天的水平，突然卻有人挾著數十億美元在短短幾個星期內摧毀了我們的成果。”
正因由此，國際社會對金融全球化的樂觀情緒也有些讓位于審慎的反思。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1997年主題是“維護全球化”，1998年主題已貼切地轉為“管理多變性”。
四、我國應采取的對策建議
由于金融全球化并非給每個國家都帶來積極的促進作用，而且個別國家的金融動蕩會直接影響到地區及全球金融，因此，我們應以積極參與、合作的態度對待金融全球化，充分利用其有利的一面，又有效防范金融風險，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穩定發展。
(一)加快金融體系、金融機構及金融監管的改革。加強金融立法執法，參照國際金融慣例，使金融活動規范化、有序化，與國際市場接軌，迅速提高我國金融體系中作為主體的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水平，理順商業銀行內部及外部各方面關系，改進和完善商業銀行內部管理體制，實行有效的管理方法，提高資產質量是我國在金融方面的首要任務。
(二)促進國際金融體系朝對我有利的方向發展。目前美國是全球金融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國憑借其壟斷地位已從全球化中獲得了很大的收益。1997年，美元在國際貿易結算、外匯交易和官方外匯儲備分別占48％、42％和66％。另外，從全球角度看，發達國家是要維持一個總體上有利于發達國家的國際金融體制。發達國家從各自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出發，幾乎無一例外的主張繼續允許國際資本在全球各地自由流動，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因保護本國經濟，而通過法規等強制性手段來限制這種流動。在有關歐美改革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方案中，其焦點在于對國際金融體系領導權的爭奪。就目前而言，我國對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影響力還較小，但不應是無所作為。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參加與建設國際經濟新秩序，使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方向朝著有利于我國的方向前進。其一，我國一方面應促進IMF的決策機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對美國與歐盟所提出的一些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方案應根據自身利益有選擇的參與。我國在東亞金融危機中承諾人民幣不貶值，贏得了國際社會的信任，也使西方國家認識到我國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合作伙伴。我國應以此為契機，有必要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建立。
(三)堅持循序漸進的金融開放策略。金融對外開放和開放資本項目必須量力而行。如果這種開放與國內經濟實力、金融監管手段和金融監管水平不相適應，即金融對外開放超前，顯然不利于對人民幣的全面有效調控，而且很容易受到國際游資和外部金融危機的沖擊。當然金融對外開放滯后也不利于經濟發展。實踐證明，采取循序漸進的政策符合中國國情。開放資本項目必須堅持審慎的原則。這是亞洲金融危機為我們提供的最重要的經驗教訓。其實，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在總結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經驗教訓時就曾指出：過早地取消對外國資本流動所實行的匯兌管制，可能導致資本的外逃或外債的增加，也許兩者兼而有之。實現資本項目的外匯可兌換性是我國外匯管理體系改革的最終目標。但這一目標的實現取決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監管能力提高的實際進程。這種慎重的態度及其措施并不是要延緩我國的金融對外開放，而是出于對國際金融危機傳導機制的防范，是為了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四)建立判斷金融安全的指標體系。為維護金融安全，有必要建立判斷安全的指標體系，且對各項指標進行監控，判斷金融安全程度。無論是擴大對外開放，還是維護金融安全，都需要宏觀經濟的穩定給予支持，這一指標體系主要包括以下經濟和金融指標：(1)實際的GDP增長速度，若該指標不斷下降，則表明該國經濟基礎脆弱。(2)相對通貨膨脹率，該指標上升表明經濟受到的損害在增加。(3)國內儲蓄率，該指標越低則表明對外國資本的依賴程度越高。(4)實際匯率，實際匯率的不斷下降是一個危險信號，表明本幣高估。(5)利率水平，較高的利率伴隨著較低的經濟增長率，表明經濟可能存在潛在危險。(6)國內外利率差，如果國內利率過分高于國際利率，則表明利率已成為高估匯率的保護工具。(7)國際貿易平衡狀況，若出現長時期的貿易赤字，則表明匯率的高估或本國在國際經濟中的非均衡地位。(8)經常項目平衡狀況，如果經常項目長期逆差，則表明國民經濟狀況不佳。(9)外資結構，如果流入外資越短期化，則表明外資結構的脆弱，風險增加。
綜上所述，金融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國的金融市場融入全球化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條件。但在金融全球化過程中，我國應采取積極、謹慎參與合作的態度。一方面回避防范金融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危害；另一方面，努力把握這一促進經濟騰飛的重要機遇，促進我國經濟穩定持續高速發展。
據《體制改革》
“金融全球化”是指各國貨幣體系和金融市場之間日益緊密的聯系。這種聯系是金融自由化和非規章化的結果。美國和英國在1979-1982年間率先采取了這種政策，其他主要工業國家在后來的若干年內也相繼采取了同樣的政策。在各國封閉和孤立的貨幣體系的內部和外部阻隔被消除以后．一個世界金融空間便出現了。當然，金融自由化和非規章化并沒有取消各國的金融體系。它們只是以“不充分”或“不完全”形式使其一體化并形成一個整體。
這個整體有三個特征。首先它有明顯的等級之分：美國的金融體系支配著其他國家的金融體系，這是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國的債券和股票市場的規模所決定的。各國(甚至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內部)之間的發展不平衡以及它們之間的競爭(競爭工具有二，一是貨幣；二是金融)并未消失，甚至被金融自由化和非規章化激活了。這一點恰恰說明了這個所謂全球化整體的第二個特點，即這個整體的各個監管和監督機構是無能為力和不負責任的。第三個特點是，各個市場(外匯交易市場、證券市場、股票市場等等)的統一是由金融交易者根據各市場不同程度的差別進行交易來實現的。
二、金融全球化的正效應
從根本上說，金融全球化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必然要求：國際貿易的不斷擴大勢必要求資本要素也隨之在世界范圍內進行配置。國際經驗也表明，金融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是相當大的，一般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金融自由化增強了金融市場的競爭性，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場的效率，促進了世界銀行業的發展。金融自由化對所有的金融市場參與者，無論是借款者還是貸款人，都既形成了壓力也提供了機會，使他們有可能，也有必要降低成本或提高收益。
第二，人們普遍認為在金融自由化的條件下，金融信息更具公開性，能夠更為準確，更為迅速地反映市場的供求狀況，形成更為有效的價格信號體系。尤為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減少了產品間、銀行間的資金流動障礙，從而使資源配置更為接近最優化。隨著各國日益敞開本國金融市場的大門，資本流動的速度不斷加快。如果不考慮時區劃分，世界性金融市場應當說已經初具雛形。資本流動的自由化使資源配置能夠在世界范圍得到改善。
第三，金融自由化為金融企業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機會。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極大地推動了金融資本的形成，為金融企業提供了更廣闊的活動空間；另一方面，分業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為金融企業(尤其是商業銀行)提供了更靈活的經營手段。為商業銀行在盈利性與安全性之間的平衡選擇提供了條件和手段。分業管理制度的建立原本著眼于商業銀行的安全性，然而在傳統的分業管理制度下，由于商業銀行一方面囿于經營手段的匱乏，另一方面卻面對國內外同業的競爭，安全性并未真正得到保障，銀行破產倒閉現象依舊層出不窮。在分業管理制度逐步解除之后，商業銀行的經營手段大量增加，從而有可能將高風險高收益的產品與低風險低收益的產品合理地搭配起來，使商業銀行從原有的兩難局面中解脫出來。
第四，為世界各國的投融資活動提供了便利。就發展中國家來說，普遍存在著儲蓄和外匯雙重不足的情形，造成金融業的落后和缺乏效率，從而制約了金融業的發展，而經濟的遲滯反過來制約了金融業的發展時，金融和經濟發展之間就會陷入一種相互牽制和雙雙落后的惡性循環狀態，這種狀態被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稱為“金融壓抑”。在金融開放的條件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進行套利，在客觀上補充了這些國家的資本供給．彌補了其國內投資和對外貿易的兩個缺口，從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使其在科學規劃和有效實施的基礎上有條件來實現金融——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三、金融全球化的負效應
然而，金融自由化也并非盡善盡美，任何事物都有兩個方面．金融全球化對經濟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也是一把“雙刃劍”。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年內，這場危機蔓延到了俄羅斯和巴西等拉美國家，并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可見其危害之大。一般來說，金融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消極影響主要表現為：
第一，金融自由化在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也存在降低其效率的方面。如：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大量金融機構的出現降低了金融市場的透明度。此外，金融市場容量的擴張給銀行帶來了機會，但同時也增加了銀行降低成本的壓力。
第二，金融自由化加大了客戶和金融業自身的風險。利率和匯率管制的解除導致市場波動幅度劇增。解除分業管理制度實行商業銀行全能化之后，商業銀行大量涉足高風險的業務領域．風險資產明顯增多。資本流動障礙的削減以及各國金融市場的日益對外開放，加快了資本的國際流動。雖然從理論上講，更為順暢的資本流動有助于資源的最優配置，但在“半完善”市場條件下，游資的沖擊有時也會造成巨大危害。
第三，高智能的金融犯罪加大金融業的風險。由于銀行客戶面對極端復雜的衍生工具、茫然不知所措，由此可能產生銀行員工的詐騙案件加大銀行業自身風險。而與此同時，在競爭加劇的條件下，為了追求效益，追求利潤的傾向，而放松了客戶審查，客戶違約率不斷上升，銀行遭到詐騙的事件也屢見不鮮。
第四，在實行金融自由化之后。盡管商業銀行獲得了更多的贏利機會，但壟斷地位的喪失和競爭的加劇、卻又導致商業銀行利潤率出現下降趨勢。
上述情況都表明，金融自由化絕非有利無害。伴隨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金融的動蕩已經成為常態，這是金融全球化最不利的影響。國際金融的動蕩，還將因資本流動的變動不定而產生巨大的波及效應和放大效應。一國的經濟和金融形勢的不穩定，通常都會通過日漸暢通的金融渠道迅速傳遞給所有關聯國家。90年代以來爆發的歐洲貨幣體系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尚未完全結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一次比一次打上更深刻的金融全球化烙印。更為嚴重的是：國際金融動蕩及其迅速產生的波及效應，使得任何單個國家，甚或國際經濟組織，在與市場力量相抗衡中均處于弱勢地位。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全球金融的運行規則主要來自發達國家；同時，由于金融體系的成熟程度不同，由于金融調控經驗有著巨大的差距，對金融動蕩的熟悉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存在差別，金融全球化的不利后果在發展中國家可能表現得更為充分，影響也可能更大。在發達的金融體系中，有著各種各樣的手段，如證券化、對沖管理等，來“中和”全球化的沖擊，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就不那么容易“中和”這種沖擊了。
同時，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全球金融資本也越來越集中在處于絕對支配地位的發達國家壟斷資本集團手中，并為少數巨頭金融機構所操縱控制。受利益驅使影響，部分機構投資者可能會在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上追尋高額利潤，導致該國金融市場的動蕩。一些市場分析員還充當了投機資本的工具，甚至評級公司也在客觀上幫助了投機。通常的情況是，一旦某個國家或某個企業被降低評級標準，它們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就會立即提高，投資者的信心也會立刻受到打擊，金融投機迅速升級。美國的穆迪和標準普爾公司以及一些投資分析員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都有精彩表現。
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若放棄控制和保護自己國內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金融監管手段，放任資本自由流動，將不可避免地使本國經濟發展處于發達國家強大的壟斷資本勢力的壓力之中。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后，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頗為極端地說：“我們努力了三四十年發展自己的國家，才達到今天的水平，突然卻有人挾著數十億美元在短短幾個星期內摧毀了我們的成果。”
正因由此，國際社會對金融全球化的樂觀情緒也有些讓位于審慎的反思。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1997年主題是“維護全球化”，1998年主題已貼切地轉為“管理多變性”。
四、我國應采取的對策建議
由于金融全球化并非給每個國家都帶來積極的促進作用，而且個別國家的金融動蕩會直接影響到地區及全球金融，因此，我們應以積極參與、合作的態度對待金融全球化，充分利用其有利的一面，又有效防范金融風險，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穩定發展。
(一)加快金融體系、金融機構及金融監管的改革。加強金融立法執法，參照國際金融慣例，使金融活動規范化、有序化，與國際市場接軌，迅速提高我國金融體系中作為主體的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水平，理順商業銀行內部及外部各方面關系，改進和完善商業銀行內部管理體制，實行有效的管理方法，提高資產質量是我國在金融方面的首要任務。
(二)促進國際金融體系朝對我有利的方向發展。目前美國是全球金融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國憑借其壟斷地位已從全球化中獲得了很大的收益。1997年，美元在國際貿易結算、外匯交易和官方外匯儲備分別占48％、42％和66％。另外，從全球角度看，發達國家是要維持一個總體上有利于發達國家的國際金融體制。發達國家從各自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出發，幾乎無一例外的主張繼續允許國際資本在全球各地自由流動，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因保護本國經濟，而通過法規等強制性手段來限制這種流動。在有關歐美改革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方案中，其焦點在于對國際金融體系領導權的爭奪。就目前而言，我國對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影響力還較小，但不應是無所作為。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參加與建設國際經濟新秩序，使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方向朝著有利于我國的方向前進。其一，我國一方面應促進IMF的決策機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對美國與歐盟所提出的一些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方案應根據自身利益有選擇的參與。我國在東亞金融危機中承諾人民幣不貶值，贏得了國際社會的信任，也使西方國家認識到我國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合作伙伴。我國應以此為契機，有必要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建立。
(三)堅持循序漸進的金融開放策略。金融對外開放和開放資本項目必須量力而行。如果這種開放與國內經濟實力、金融監管手段和金融監管水平不相適應，即金融對外開放超前，顯然不利于對人民幣的全面有效調控，而且很容易受到國際游資和外部金融危機的沖擊。當然金融對外開放滯后也不利于經濟發展。實踐證明，采取循序漸進的政策符合中國國情。開放資本項目必須堅持審慎的原則。這是亞洲金融危機為我們提供的最重要的經驗教訓。其實，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在總結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經驗教訓時就曾指出：過早地取消對外國資本流動所實行的匯兌管制，可能導致資本的外逃或外債的增加，也許兩者兼而有之。實現資本項目的外匯可兌換性是我國外匯管理體系改革的最終目標。但這一目標的實現取決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監管能力提高的實際進程。這種慎重的態度及其措施并不是要延緩我國的金融對外開放，而是出于對國際金融危機傳導機制的防范，是為了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四)建立判斷金融安全的指標體系。為維護金融安全，有必要建立判斷安全的指標體系，且對各項指標進行監控，判斷金融安全程度。無論是擴大對外開放，還是維護金融安全，都需要宏觀經濟的穩定給予支持，這一指標體系主要包括以下經濟和金融指標：(1)實際的GDP增長速度，若該指標不斷下降，則表明該國經濟基礎脆弱。(2)相對通貨膨脹率，該指標上升表明經濟受到的損害在增加。(3)國內儲蓄率，該指標越低則表明對外國資本的依賴程度越高。(4)實際匯率，實際匯率的不斷下降是一個危險信號，表明本幣高估。(5)利率水平，較高的利率伴隨著較低的經濟增長率，表明經濟可能存在潛在危險。(6)國內外利率差，如果國內利率過分高于國際利率，則表明利率已成為高估匯率的保護工具。(7)國際貿易平衡狀況，若出現長時期的貿易赤字，則表明匯率的高估或本國在國際經濟中的非均衡地位。(8)經常項目平衡狀況，如果經常項目長期逆差，則表明國民經濟狀況不佳。(9)外資結構，如果流入外資越短期化，則表明外資結構的脆弱，風險增加。
綜上所述，金融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國的金融市場融入全球化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條件。但在金融全球化過程中，我國應采取積極、謹慎參與合作的態度。一方面回避防范金融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危害；另一方面，努力把握這一促進經濟騰飛的重要機遇，促進我國經濟穩定持續高速發展。
據《體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