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石油網》 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政府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干預是不同體制國家的共同選擇，而宏觀目標即通過干預手段所要達到的目的的確定，則是政府宏觀調控的核心。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實踐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宏觀調控目標體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經濟體制的變化，與時俱進，不斷發展完善，具有比較鮮明的時代特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宏觀調控的內容和著力點已發生了重大變化，迫切要求我們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思維觀念的羈絆，進一步完善和規范宏觀調控目標體系。
(一)探索階段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雖然對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基本建設、交通運輸、商業、文教衛生和科學研究事業、勞動工資等方面都有詳細的計劃安排，但沒有非常突出的宏觀目標，計劃主要是對主要產品的產量和增長速度進行安排。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計劃從偏重于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逐漸轉到搞好宏觀調控上來，從對經濟的直接調控轉到間接調控上來，從原來主要是定指標、分投資、批項目、分物資轉到抓大事、謀大局、促進經濟發展上來，突出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宏觀調控目標體系開始形成。
1979年6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余秋里，作了拔亂反正之后的第一個人代會上的《計劃報告》，即《關于一九七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在這一年的《計劃報告》中，首次集中列出了主要宏觀目標，表述為“一九七九年計劃的總輪廓是：農業生產比去年增長百分之四。工業生產比去年增長百分之八，其中輕工業增長百分之八點三，重工業增長百分之七點六。……國家預算內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設投資三百六十億元，加上利用外匯貸款安排的基本建設，總數為四百億元，保持去年的實際水平。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一千七百五十億元，比去年增長百分之十四點六。進出口總額四百四十億元，比去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四”。
1983年以后，聽取和審議《計劃報告》，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一個正式議程。 1983年6月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姚依林作了《關于一九八三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報告》，提出“一九八三年計劃的基本輪廓是：農業生產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四。工業生產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四，執行中爭取增長百分之五。其中，輕工業生產增長百分之四點一，重工業生產增長百分之三點九。固定資產投資七百四十七億元，比上年減少九十八億元。其中，基本建設投資五百零七億元，更新改造投資二百四十億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二千七百六十億元，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七點八。普通高等學校招生三十六萬人，比上年增加四萬五千人”。此后，計劃的基本輪廓又增加了財政收入和普通高等學校招生指標，擴充了基本建設投資指標內容，變成包括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兩方面的固定資產投資。
1988年3月，姚依林同志在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的《計劃報告》，首次提出“計劃目標”的概念：“國民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7.5％。農業生產增長4％；工業生產在降低物資消耗、減少資金占用、提高產品質量、保證適銷對路的前提下增長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 3300億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2060億元，略低于上年的實際水平。貨幣增發量和信貸規模控制在適度水平，既要有利于幣值的穩定，又要有利于經濟的增長。財政赤字控制在80億元，維持上年的水平。除了工資獎金、價格補貼、科學文教衛生事業、國內外債務還本付息等支出適當增加外，基本建設撥款、行政費和其他事業費等支出都低于或大體維持上年水平。城鄉人民的收入在扣除物價上漲因素之后，要比上年水平有所提高。”
1989年，七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的《計劃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宏觀調控目標”的概念，將目標體系變成為主要包括經濟增長、投資、財政、金融和物價方面的指標。
(二)形成階段
隨著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宏觀調控目標體系也進一步調整并逐漸明確。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鄒家華作的《計劃報告》，第一次列出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八大主要目標：(1)經濟增長；(2)固定資產投資；(3)金融財政；(4)外貿進出口和外匯儲備；(5)商品零售； (6)物價；(7)經濟效益；(8)人口自然增長率。
1994年3月在八屆全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陳錦華作的《計劃報告》，沿用了在八屆全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提出的主要目標體系的內容，但把金融財政指標分開，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九大主要宏觀調控目標。第二年，不再列出經濟效益指標，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八大主要宏觀調控目標調整為：(1)經濟增長；(2)固定資產投資；(3)財政；(4)金融；(5)商品零售；(6)外貿；(7)物價；(8)人口自然增長率。并且對零售指標的內容進行了調整，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代替了“社會商品零售總額”。1996年又一次調整，不再列出商品零售指標，增加了就業目標，即城鎮新就業人數和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人數指標，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主要宏觀調控目標仍為八大方面。同時，金融目標中的內容也有新變化，“銀行新增貸款規模”指標被“貨幣發行量”指標所替代。
1997年，宏觀調控目標體系再次調整，就業目標被控制失業率目標所取代，形成了八大目標體系：(1)經濟增長率；(2)固定資產投資； (3)價格；(4)財政收支差額；(5)貨幣發行量； (6)外貿進出口總額；(7)人口自然增長率；(8)城鎮登記失業率。1998年以后，這八個目標的體系統稱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體系。
(三)規范階段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確定了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這意味著我國宏觀調控目標體系的定位，向著與現代市場經濟統一目標的規范階段轉變。
宏觀調控目標體系明確為四個基本目標，一是兼顧了集中和全面。基本目標雖然只有四個，但內涵豐富，履蓋面廣。經濟增長是衡量經濟全面發展的主要指標，是一個寬泛、綜合的概念，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減最終會體現到經濟增長的變化。增加就業是體現力求充分利用勞動力要素，而且能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這既是經濟健康發展的標志，也是社會公平和穩定的體現。穩定物價是經濟健康、平衡發展的保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變化一般都會引發物價的變動。國際收支是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之間進行的全部經濟交易的系統記錄。隨著開放型經濟迅速發展，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實現外部平衡，可為內部平衡(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創造良好的條件。
二是與國際慣例接軌。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策目標主要集中在效率、穩定和公平三個問題上。由于通貨膨脹(或緊縮)、失業(或過度需求)以及國際收支失衡，都會導致利益在不同主體之間的重新分配，是造成經濟不平等、導致影響穩定和公平問題的原因。因此，為履行好現代市場經濟的政府職責，各國基本上都將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價格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列入基本的宏觀調控目標體系。
三是有利于促進國家計劃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四個基本目標更具宏觀性、戰略性，是第一層次的目標，把它們作為宏觀調控目標體系，國家計劃的著眼點將更加集中到抓大事、謀大局、促發展上來。
同時，為在宏觀調控下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處理好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的關系，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各種經濟政策還有不同的具體目標，即其他輔助性指標。這些指標也非常重要，宜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項工作任務中部署。
據《宏觀經濟管理》
(一)探索階段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雖然對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基本建設、交通運輸、商業、文教衛生和科學研究事業、勞動工資等方面都有詳細的計劃安排，但沒有非常突出的宏觀目標，計劃主要是對主要產品的產量和增長速度進行安排。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計劃從偏重于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逐漸轉到搞好宏觀調控上來，從對經濟的直接調控轉到間接調控上來，從原來主要是定指標、分投資、批項目、分物資轉到抓大事、謀大局、促進經濟發展上來，突出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宏觀調控目標體系開始形成。
1979年6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余秋里，作了拔亂反正之后的第一個人代會上的《計劃報告》，即《關于一九七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在這一年的《計劃報告》中，首次集中列出了主要宏觀目標，表述為“一九七九年計劃的總輪廓是：農業生產比去年增長百分之四。工業生產比去年增長百分之八，其中輕工業增長百分之八點三，重工業增長百分之七點六。……國家預算內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設投資三百六十億元，加上利用外匯貸款安排的基本建設，總數為四百億元，保持去年的實際水平。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一千七百五十億元，比去年增長百分之十四點六。進出口總額四百四十億元，比去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四”。
1983年以后，聽取和審議《計劃報告》，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一個正式議程。 1983年6月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姚依林作了《關于一九八三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報告》，提出“一九八三年計劃的基本輪廓是：農業生產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四。工業生產比上年增長百分之四，執行中爭取增長百分之五。其中，輕工業生產增長百分之四點一，重工業生產增長百分之三點九。固定資產投資七百四十七億元，比上年減少九十八億元。其中，基本建設投資五百零七億元，更新改造投資二百四十億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二千七百六十億元，比上年增長百分之七點八。普通高等學校招生三十六萬人，比上年增加四萬五千人”。此后，計劃的基本輪廓又增加了財政收入和普通高等學校招生指標，擴充了基本建設投資指標內容，變成包括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兩方面的固定資產投資。
1988年3月，姚依林同志在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的《計劃報告》，首次提出“計劃目標”的概念：“國民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7.5％。農業生產增長4％；工業生產在降低物資消耗、減少資金占用、提高產品質量、保證適銷對路的前提下增長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 3300億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2060億元，略低于上年的實際水平。貨幣增發量和信貸規模控制在適度水平，既要有利于幣值的穩定，又要有利于經濟的增長。財政赤字控制在80億元，維持上年的水平。除了工資獎金、價格補貼、科學文教衛生事業、國內外債務還本付息等支出適當增加外，基本建設撥款、行政費和其他事業費等支出都低于或大體維持上年水平。城鄉人民的收入在扣除物價上漲因素之后，要比上年水平有所提高。”
1989年，七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的《計劃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宏觀調控目標”的概念，將目標體系變成為主要包括經濟增長、投資、財政、金融和物價方面的指標。
(二)形成階段
隨著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宏觀調控目標體系也進一步調整并逐漸明確。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鄒家華作的《計劃報告》，第一次列出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八大主要目標：(1)經濟增長；(2)固定資產投資；(3)金融財政；(4)外貿進出口和外匯儲備；(5)商品零售； (6)物價；(7)經濟效益；(8)人口自然增長率。
1994年3月在八屆全人大第二次會議上，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陳錦華作的《計劃報告》，沿用了在八屆全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提出的主要目標體系的內容，但把金融財政指標分開，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九大主要宏觀調控目標。第二年，不再列出經濟效益指標，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八大主要宏觀調控目標調整為：(1)經濟增長；(2)固定資產投資；(3)財政；(4)金融；(5)商品零售；(6)外貿；(7)物價；(8)人口自然增長率。并且對零售指標的內容進行了調整，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代替了“社會商品零售總額”。1996年又一次調整，不再列出商品零售指標，增加了就業目標，即城鎮新就業人數和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人數指標，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主要宏觀調控目標仍為八大方面。同時，金融目標中的內容也有新變化，“銀行新增貸款規模”指標被“貨幣發行量”指標所替代。
1997年，宏觀調控目標體系再次調整，就業目標被控制失業率目標所取代，形成了八大目標體系：(1)經濟增長率；(2)固定資產投資； (3)價格；(4)財政收支差額；(5)貨幣發行量； (6)外貿進出口總額；(7)人口自然增長率；(8)城鎮登記失業率。1998年以后，這八個目標的體系統稱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體系。
(三)規范階段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確定了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這意味著我國宏觀調控目標體系的定位，向著與現代市場經濟統一目標的規范階段轉變。
宏觀調控目標體系明確為四個基本目標，一是兼顧了集中和全面。基本目標雖然只有四個，但內涵豐富，履蓋面廣。經濟增長是衡量經濟全面發展的主要指標，是一個寬泛、綜合的概念，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減最終會體現到經濟增長的變化。增加就業是體現力求充分利用勞動力要素，而且能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這既是經濟健康發展的標志，也是社會公平和穩定的體現。穩定物價是經濟健康、平衡發展的保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變化一般都會引發物價的變動。國際收支是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之間進行的全部經濟交易的系統記錄。隨著開放型經濟迅速發展，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實現外部平衡，可為內部平衡(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創造良好的條件。
二是與國際慣例接軌。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策目標主要集中在效率、穩定和公平三個問題上。由于通貨膨脹(或緊縮)、失業(或過度需求)以及國際收支失衡，都會導致利益在不同主體之間的重新分配，是造成經濟不平等、導致影響穩定和公平問題的原因。因此，為履行好現代市場經濟的政府職責，各國基本上都將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價格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列入基本的宏觀調控目標體系。
三是有利于促進國家計劃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四個基本目標更具宏觀性、戰略性，是第一層次的目標，把它們作為宏觀調控目標體系，國家計劃的著眼點將更加集中到抓大事、謀大局、促發展上來。
同時，為在宏觀調控下更好地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處理好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的關系，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各種經濟政策還有不同的具體目標，即其他輔助性指標。這些指標也非常重要，宜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項工作任務中部署。
據《宏觀經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