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這次金融危機之中，美國、英國等國從銀行業開始發生了“國有化”趨勢。從危機來看，“私有企業”治理上出現了怎樣的問題？

　　朱安東：企業目標和企業的基本管理制度董事會制度都需要重新思考，尤其是利潤的私有化和風險的社會化問題。

　　而對于一個私人企業來說，危機之前，股東價值最大化是企業合情合理合法的目標，但當年提出這個概念的杰克·韋爾奇前些時間也公開說，股東價值是最愚蠢的概念。事實上，在進入社會化大生產階段以后，生產的方方面面都已經與社會大眾的利益密切相關，在這種情況下，只追求股東的價值就已經遠遠不夠了。

　　另外，董事會制度已經被證明是漏洞百出的。比如美國的大型金融機構，明明都已經靠政府救濟了，錢拿到手就給高管們發巨額獎金，而且這是經過專門的薪酬委員會來設計并經董事會同意的合理合法的做法。但是，美國社會很憤怒。

　　從公司治理發展上，實行民主管理，讓員工和社會公眾及其代表能夠直接或者間接地參與企業的決策和管理，現在獲得了更多的討論。

　　CBN：回到國有化的含義，如何判斷一個資產是否應當屬于“國有”？

　　朱安東：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有企業，盈利不應該是其首要或者最主要的目的。國有企業或者說公有制企業，應該追求的不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公共利益。當然，這并不是說公有的企業必須為了社會利益而徹底放棄經濟利益，而是它們對利潤的追求一定要適度而且應該放在對社會公共利益之后。

　　比如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不能只看有多少利潤，而是要看能否以恰當的價格穩定地給我們提供石油、成品油和其他油氣產品。

　　總的來說，評價國有企業的首要標準應該是能否滿足國家社會和老百姓的全局性和長期性需求。當然，現在我們不能要求所有國有企業都為了滿足社會利益而徹底放棄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但是國有企業也不應該謀求所謂“暴利”。

　　CBN：可是有些人擔心國有企業的效率太低。

　　朱安東：效率與國有化沒有必然的聯系，而是管理體制的問題。關鍵是要建立民主管理體制。我認為，現在公有制企業要向一切利益攸關方匯報，要向消費者和所在社區匯報，這樣才能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公有。

　　CBN：國有企業都是由具體的人來操作，而由人操作，就免不了內部操作者控制的問題。

　　朱安東：要解決內部人控制的問題，我們需要民主管理。一方面是企業內部的民主，另一方面是企業一定要對社會公眾的需求、質問有反應，不能說我想怎么辦就怎么辦。

　　CBN：國有似乎與壟斷一詞相連。現在，很多央企都是靠壟斷獲得的超額利潤為國有資產作貢獻的。

　　朱安東：有一些行業，比如電信、石油等屬于自然壟斷行業。如果某個行業是自然壟斷，那么，在我看來，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公有的壟斷比私有的壟斷要好，當然，如果能夠競爭最好。自然壟斷行業中的國有企業如何改善服務提高效率是一個需要繼續研究的課題。

　　CBN：以石油行業為例，比如一些公眾對汽油價格不滿甚至憤怒。另外，公眾對一些壟斷企業高管年薪也很關注。是否應當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來解決這一問題？

　　朱安東：當然，對國企一些行為的批評也有不盡合理之處。比如在上一輪國際油價上漲的時候，中小型的私人煉油廠由于煉油不掙錢直接可以停產，而中石油和中石化這樣的大公司就要考慮全社會的供油，不可能停產。再加上奧運前建立儲備的原因，導致一些大公司在100美元/桶以上的價格大量買進，而由于石油消化周期比較長，所以在國際油價下降的時候，它仍然煉的是100美元/桶的油。

　　很多對壟斷國企的批評是合理的。但是辯證地想一想，情況可能又不一樣。比如說鐵道部，如果把它徹底打破分成幾個分局，是不是情況就會好轉？未必。英國鐵路系統就是很多公司運營，效率要差很多，速度慢、運力低、晚點頻繁。那么我們有沒有其他辦法使它不付出那么大的代價又改善它的服務水平呢？這需要我們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