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渤海灣蓬萊19-3項目溢油事故(以下簡稱“溢油事故”)，來自國家海洋局官方律師團的多位人士向《經濟參考報》記者獨家透露，本案主體資格僅限于康菲公司在華子公司康菲中國，其權益共享方中海油、負責理賠的相關保險公司則不在被告行列。

    上述人士解釋稱，根據中國現有的法律框架，事故責任方只能界定為作業者即康菲中國，也尚未建立針對保險公司的訴訟機制；此外，本案目前并不掌握中海油明知康菲中國違規操作而不阻止的證據。“未來一旦發現新的證據，訴訟過程中再追加被告也不遲。”上述人士之一表示。

    在生態損害索賠方面，上述官方律師團人士證實，國家海洋局發起的生態索賠數額不可能如外界想像的是“天文數字”。這是因為針對“海洋生態服務功能等損失是否有足夠法理依據納入索賠范圍”等問題，相關方面一度存在爭議，而上述方面的預期賠償額占到整體賠償額的大頭。而即便本月國家海洋局公布索賠額，最終能否如訴訟請求所愿獲賠，還有待至少一年之后司法機關的最終判決，這將是一場艱苦的拉鋸戰。

    多位海洋法學家和監測專家強調，溢油事故爆發至今已有4個多月，清污、堵漏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凸顯中國的海洋生態修復工作極其繁重，但用于生態修復的資金卻嚴重缺血。

   一位了解康菲中國保險條款的人士指出，國外海洋污染責任險可在生態賠償暫時缺席時以備急用，用于填補清污、堵漏費用，國內海上油氣勘探強制保險制度在投保額的規定上存在空白，而康菲中國出于“基本不出事，出事能擺平”的僥幸心理，在華投保額度遠低于海外業務，以至于在華業務的理賠額僅“在1億人民幣至1億美元之間”，遠遠不能覆蓋全部清污、堵漏投入。

    國土資源部徐紹史10日指出，“十一五”期間，全國海洋石油勘探開發溢油污染事故共41起，其中渤海19起，南海22起。徐紹史稱，雖然海洋石油勘探開發溢油污染所占比例并不大，但由于海上情況復雜，一旦發生溢油污染，消除其危害及影響的成本巨大，風險極高。

     在資金缺血的情況下，國家海洋局北海環境監測中心原主任高振會舉例稱，因海上溢油事故頻頻發生，負責應急處置的基層單位每年墊付的大量應急監視監測、清污費用，以至于“誰清污誰吃虧”；資金周轉困難也使應急工作陷入被動，從而導致溢油污染擴大。

    多位國家海洋局專家表示，應建立國內的海上溢油應急體系專項基金(以下簡稱“溢油基金”)。高振會坦承，這項工作“進展緩慢”。究其原因，“存在國情特殊性、各方面的利益關系需要協調等眾多問題。”

    一位海上海事律師則直言：“《海洋環境保護法》施行超過10年了，其中列明的建立油污損害賠償基金的條款，至今連啟動都沒有！”該人士稱，這緣于有關方面低估了溢油、漏油事故污染海洋的嚴重程度，甚至緣于多個國有大型油企等貨主對有關方面的游說，因為基金一旦確立，油企將面臨大量攤款。

    9月26日，經過近十年醞釀，上海海事局副局長晨曉光透露，上海海事局目前正在牽頭建立中國船舶油污損害賠償基金。但記者發現，該基金僅覆蓋船舶漏油事故。有專家向《經濟參考報》記者指出，在難以設立新的溢油基金的情況下，也可將該基金覆蓋渤海灣蓬萊19-3項目一類的鉆井平臺溢油事故。

    國家海洋局相關人士感嘆：“無論是海洋系統，還是農業部漁業局和交通部海事局，但凡搞技術和搞環保的同志，都支持中國建立自己的溢油基金。這主要因為這些部門往往在溢油事故中代表受害方。而在溢油事故中代表責任方的產業部門則態度較為消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