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等能源產品從未像今天這樣炙手可熱，成為眾多利益的糾結體；一些國家政府、能源大亨、國際炒家以此為籌碼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長袖善舞，演繹出一幕幕兼并收購、制裁反制裁的政治經濟大戲。

　　而在我國，2002年以來部分地區開始出現的“油荒”、“煤荒”、“電荒”這樣的能源緊缺問題，引發了大家對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能源安全和環境保護的憂慮。其實，拋開上述“三荒”問題，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國在能源領域成就斐然，令世人矚目。

　　能源領域成就杰出

　　1979-2005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6%，能源消費年均增長4.9%，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平均為0.5左右(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反映了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相應能源消費需要增長多少個百分點)。此期間的GDP增長了近七倍，而能源消費只增長了二倍多，2005年的單位GDP能耗與1979年相比削減了三分之二左右。這個成就是相當了不起的。

　　然而上述情況在2001年之后開始改變。2001年末，中國加入WTO，開始步入新一輪的高速增長周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產業結構不斷向重型化發展，結果導致我國的能源消費彈性系數和單位產出能耗不斷增加，開始頻頻受到能源瓶頸問題的困擾。筆者認為，在21世紀頭20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中，我國能源問題的癥結在于我國將持續面臨著四大艱巨挑戰。能否成功地應對這四大挑戰，決定了我國在未來20年能否有效地解決能源緊缺問題，能否化解環境壓力不斷增大的問題。

　　能源消費結構逆轉下環境壓力增大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就是，在能源消費結構中，我國能源消費歷來以煤為主，并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會以煤為主。1960年代末之前，我國的能源消費結構幾乎是單一煤型。隨著六七十年代我國一些油田和氣田的發現與開發，能源消費構成發生了較大改變。目前我國煤在能源消費構成中的比重大致在70%上下波動。而發達國家與世界平均水平的能源消費結構如圖一所示(數據來源于《2006年BP世界能源統計評論》)。

　　世界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證明，在各國的重工業達到一個較高水平的階段時，從能源消費結構看，都出現了從以煤為主向以石油和天然氣為主的轉變。由于石油和天然氣被稱為“清潔能源”，熱值高而有害氣體排放少，雖然在重化工業達到相當比重后能源消費的增長率會加速，但對環境的破壞性影響卻不會隨著能耗的上升而顯著增強。反觀中國的情況，重工業化傾向加劇后卻沒有出現能源結構的轉換，石油在能源消費中的比重近年一直在20%左右波動。而且能源消費結構的這種逆轉，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將是一個長期趨勢。

　　原因有二：首先，世界的石油資源是有限的。而中國又是一個石油資源稀缺國家，根據目前預測，中國的石油最大年產量只能在2億噸左右。從國際比較看，在工業化完成階段，按桶計算的石油消費量，美國為人均28桶，日本和韓國為人均17桶，中國目前只有1.7桶，僅相當于美國的1／16，日本和韓國的1／10。如果按日韓工業化完成時的石油消費水平計算，中國到工業化完成時，石油總消費量要在目前的水平上翻上10倍，這意味著每年將有數十億噸的石油需要依靠進口。對于世界未來的石油產量和貿易量來講，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2005年中國原油加成品油進口1.4億噸，已經把世界當年新增石油貿易量的40%左右拿到了中國，許多人甚至把油價上漲的主要因素歸結到中國的需求。即便如此，還是難以扭轉石油在中國能源總消費中比重嚴重偏低的事實，這充分說明了中國依賴世界資源轉換能源消費結構的困難。

　　其次，中國大量進口石油還可能導致越來越激烈的國際沖突，使進口石油的增長受到嚴重限制。事實上，在目前的世界石油可貿易量中，超過2／3為世界工業發達國家所占有。如果中國的石油進口超過了國際石油貿易的新增量，就會影響到發達國家已經占有的國際石油貿易份額，從而引發同發達國家的石油矛盾。因此，中國石油進口在達到一定規模后，不僅有經濟的可能性問題，還有政治和軍事安全問題。在2005年中海油收購優尼科失敗的案例中，已經很明顯地反映了這個問題。

　　因此，中國在重工業加速發展的較長一段時間內能源消費結構還是以煤為重，而煤又是一種環境污染比較大、有害氣體排放多的燃料(據統計，全國煙塵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的67%、二氧化碳的70%都來自于燃煤)；這決定了能源消費結構逆轉帶來的最重大問題就是我國在實現2020年GDP比2000年翻兩番的過程中，必將遭遇到極大的環境壓力，甚至有可能在未來5-10年時間里環境持續地惡化。

　　產業結構重型化趨勢下能耗增加的挑戰

　　第二個挑戰就是，我國產業結構重型化的發展趨勢在未來二十年仍將持續，這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階段。由于重工業的能耗遠大于輕工業與其他產業的能耗，產業結構重型化發展的趨勢將使我國始終面臨著產出能耗增加的壓力，并對我國的能源供應形成嚴峻的挑戰。為什么說我國重工業化的發展趨勢仍將持續，而不能繞開這個階段呢？可以看出，近來我國重工業化發展加快的主要原因是鋼鐵、房地產、汽車、水泥、電解鋁等高耗能行業投資加速。但這些重工業行業快速發展的背后卻有著來自需求方的堅實基礎。因為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國居民對住房和汽車等新一代高檔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不斷地增加(見圖二、圖三)。我國居民消費已從以衣食用為主的溫飽型結構向以住行為主的小康型結構轉變，正是這種消費結構的升級帶動了產業結構迅速地向重型化轉變。另外中國城市化水平也在迅速地加快，各項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正在進行或進入規劃將要進行；而且這種城市化進程加快的趨勢在二十年內不會減緩，因為解決農村億萬剩余勞動力需要加快城市化進程，為進城農民提供城市基礎設施和住宅。

　　以上所說的這一切都必須以重工業來支撐。所以要繞開重工業化發展的階段，就勢必會影響到居民對住房、汽車等的消費，影響到國家對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這顯然不合我國經濟建設的目標。再則，我國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大部分也不可能通過國際交換來滿足。這是因為我國是有著巨大人口和遼闊國土的經濟體，世界市場不可能完全滿足中國的需求，與新加坡等國家的情況不一樣；而且中國是一個大國、強國，為了自身的經濟安全，必須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當然包括了要有具自主創新能力的裝備制造業等重工業產業。日前，國務院頒發了《關于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的若干意見》，明確國家發展裝備制造業的目標。所以，我國現代化建設必然會走過一段重工業加速發展的期間。這樣，我國未來二十年的能源消費很難降下來。

　　能源價格倒掛下過度消費的挑戰我國能源領域面臨的第三大挑戰就是，能源市場化的異步性引起能源價格的倒掛，從而造成能源的過度消費和能源利用的低效率。目前，我國能源市場化改革滯后且不協調，政府行政干預和企業壟斷同時存在，使得能源價格不能反映資源的稀缺性，起到調控余缺的作用。例如，我國的原油和成品油定價機制不同，我國的原油價格已經與國際市場接軌，隨國際市場價格而動；但是成品油價格卻沒有與國際市場接軌，仍然實行政府指導價(成品油供應價嚴重偏低)，從而導致成品油價格與原油價格倒掛。這種上游產品原油和下游產品成品油價格機制改革的異步性也是造成近些年部分地區發生“油荒”的直接原因。另外，天然氣和電的價格也被政府管制著，實行指導價。總之，能源價格長期受管制，嚴重低于市場真實價格，無法反映出真實的供求關系和使用成本，導致了企業、個人對能源的濫用和浪費，并使其沒有動力去采用節能技術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而且我國能源市場化的改革，依然長路漫漫。首先，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能源產業大都是國有企業，它們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任何對它們利益的觸動都會招致其對市場化改革的抵制。再則，相關產業的改革不協調(如鐵路部門改革滯后影響煤炭部門改革)。最后，對相關產業和能源部門的就業者、居民消費者而言，它們習慣了低廉的能源供應價格，存在著增強對能源價格變化的承受和適應能力的問題。所有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我國能源市場化改革困難重重、路途迢迢。

　　爭奪能源定價權之能源金融市場發展不足的挑戰

　　我國能源領域的第四大挑戰是，能源金融市場發展緩慢，能源衍生品交易品種太少，導致我國在能源領域不具備定價話語權，只能被動地接受國際價格；并且企業由于缺少相關能源衍生品避險工具，在日常經營中承受著巨大的能源價格波動風險。

　　20世紀70年代之前，國際石油價格的波動性很小。20世紀70年代之后，幾次中東戰爭的爆發，使幾大主要產油國的石油供應受到影響，再加上有些產油國有意以石油為武器抬高石油價格，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石油價格的波動性加大。特別是近二十多年來，在世界經濟強勁增長導致對能源需求劇增的同時，能源衍生品市場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現已有數萬億美元對沖基金在其中投機炒作，這使得石油價格經常偏離實體因素，隨心理預期、政治事件等短期因素而上下劇烈波動。一句話，能源衍生品市場的發展，以及能源衍生品投資的活躍，已使得國際能源期貨市場價格成為最主要的定價基準。

　　其實，價格發現(也即定價)是金融市場的一個基本功能。金融市場集中了各方面的參加者，集聚了成千上萬種基礎資產的供求信息和市場預期，然后通過交易所類似拍賣方式的公開競價，形成了市場均衡價格。金融市場資產的這種價格形成機制有利于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從而提高整個市場的效率。遺憾的是，由于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政策，市場經濟改革前所有能源產品都實行政府指導價，并由行政部門統一調配，其他個人、社會團體及企業之間不能互相交易能源產品，更不用說要考慮到能源的價格風險問題；因此反映我國能源需求的能源市場價格機制無法形成，也就導致了基于能源市場價格機制基礎之上的各種金融工具發展不起來。至今，在我國能源金融市場上也僅于2005年出現了燃料油期貨一個衍生品品種。上述能源衍生品市場發展不足，致使能源定價權旁落，后果是我國只能被動地接受市場的劇烈波動，蒙受巨大的損失，而無法對國際能源市場上存在著的“亞洲溢價”(AsiaPremium)現象說不；更為關鍵的是由于這種國際價格不是本國供求變動的真實參照，被動地接受只能損失效率，造成社會福利的損失和某些產業扭曲發展的連帶后果。

　　金融市場還具有另外一個核心功能，即風險規避或曰風險分擔。參與市場活動的各個主體具有不同的風險承擔能力，金融市場所起的作用就是在這些市場參與者之間進行風險配置，使更能承受風險的人承擔更大的風險而不太能承受風險的人則承擔更小的風險，并且收益與承擔的風險互相匹配，從而最終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在進行風險規避時，金融衍生品有兩個基本策略：一是用確定性代替變動性，如期貨；二是保留有利變動，消除不利變動，如期權。因此通過這些衍生品工具可以平抑價格波動，減少因為不確定而在實體經濟領域產生的損失。而我國現階段正是因為缺少這些能源衍生品工具，企業不能通過金融市場去化解價格波動的風險，并進行相應的套期保值操作；結果自然是企業獨自承受著巨大的成本上漲壓力，或者由政府承擔價格的上漲，再通過稅賦轉嫁給全體國民。

　　如何應對四大挑戰

　　上文談了我國在未來二十年的重要戰略機遇發展期，能源領域所面對的四大艱巨挑戰。能否成功地應對這些挑戰，將決定我國的經濟發展是否具備能源保障，我國的環境是否可持續。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學界政策界提出的很多建議多多少少地隱含著這些挑戰意識。如：開發核能、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降低煤炭的使用比重，優化能源消費結構；鼓勵采用節能技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推進我國能源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建立、完善相關衍生品交易的法律法規等。

　　這里尤需點明重中之重的是能源市場化改革，因為能源市場化改革同時也是發展能源衍生品市場的基礎。具體來說，必須打破能源市場上的壟斷和政府干預，理順能源部門之間的利益關系，建立起反映市場供求，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反映環境、資源等外部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對于能形成有效競爭的能源產品實行市場定價機制。對于具有自然壟斷特性的環節，實行有效的價格監管；建立有利于合理調整能源結構、促進新能源發展的產品比價關系。另外，完善能源領域的財稅體制，從財政和稅收上建立起對能源使用的激勵懲罰機制。例如，有步驟地出臺限制高耗能的約束性政策(如開征燃油稅，調整資源稅稅率，改進資源稅的征收管理辦法)；強化對節能產品的政府采購政策，加大對能源研發的預算內投入，建立財政貼息與對可再生能源研發與生產的補貼制度；調整涉及能源的各稅種及稅率。